当前位置:主页 > T汇生活 >【黄宗洁书评】路是话语,路是渴望──《路:行迹的探索》 >

【黄宗洁书评】路是话语,路是渴望──《路:行迹的探索》

   【黄宗洁书评】路是话语,路是渴望──《路:行迹的探索》

黄宗洁书评〈路是话语,路是渴望──《路:行迹的探索》〉全文朗读

黄宗洁书评〈路是话语,路是渴望──《路:行迹的探索》〉全文朗读

00:00:00 / 00:00:00

读取中...

她怯生生地开口:「柴郡猫先生,」……「请你告诉我,我应该走哪一条路才能离开这儿?」柴郡猫先生说:「那就看妳要去哪儿了。」爱丽丝说:「去哪儿我都无所谓──」柴郡猫先生说:「那妳走哪一条路也都无所谓。」爱丽丝补充说明了一句:「──只要能够去到某个地方。」柴郡猫先生说:「噢,只要妳走得够久,当然就能去到某个地方。」(路易斯‧卡若尔着,王安琪译注《爱丽丝幻游奇境与镜中奇缘》, p. 192-193)

《路:行迹的探索》,罗伯特‧摩尔着,骆香洁译,行路出版

「只要妳走得够久,当然就能去到某个地方。」《爱丽丝幻游奇境与镜中奇缘》中,柴郡猫的这句话,令爱丽丝无法反驳。但若读了罗伯特‧摩尔(Robert Moor)的《路:行迹的探索》,就会发现,或许「每一条路都是一个故事」( p. 87),但并不是所有的路,都可以去到某个地方,更重要的是,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路可走。

在《路:行迹的探索》一书中,摩尔跨越了时间、空间、物种的界线,带领读者一同探索动物与人的行迹,从古老的埃迪卡拉生物群所留下的移迹化石,到当代的公路系统与山径的再定义,都包含在他的视野与足迹之中。如摩尔所言,「路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p.26),因此,他笔下的兽径人迹,不只展现了路径的各种样貌,也指出生物间彼此生存需求的重叠,如何创造或毁灭了某些道路,诉说着人作为一种生物,我们与其他物种间的相似与殊异。

摩尔让我们看到,路是痕迹,也是话语,是不同生物探索世界的方式。知名的动物科学博士天宝‧葛兰汀(Temple Grandin),就曾在《倾听动物心语》一书中,以自身的感官经验,说明自闭症者和动物观看世界的方式,与一般人的差异所在。她以一个蚂蚁导航实验为例,指出蚂蚁和人类一样,在路线受阻时会寻找地标,但人蚁之间的差别是,蚂蚁会在经过地标时,绕回去程的位置再确认一次,亦即对蚂蚁而言,同一块鹅卵石在去程和回程「看起来」是不同的,自闭症眼中的世界亦然,一般人的神经系统自动删除了太多细节,因此会忽略同一个地标在不同方向的细微差异。(《倾听动物心语》,p.349)

 

当然,许多科学研究的观点指出蚂蚁主要并非透过视觉,而是根据蹤迹费洛蒙来认路,但葛兰汀提醒了我们,动物的感官世界,会影响牠们寻路与循路的模式。这些模式既创造也限制了移动的轨迹,这是何以路并不必然通往某个地方──当它们因为某些原因形成迴圈时。诚然,在当代的都市运输系统中,环状道路并不罕见,但若发生在毛虫或蚂蚁等生物身上时,就可能形成巨大的灾难──牠们往往囚困在这疯狂的迴圈中直到死亡,除非有少数个体因偶然脱队创造出新的路径。

不过,摩尔并非意在以天幕毛虫或行军蚁等案例,揭露昆虫莫名原因,或在科学家有意为之的设计中,形成恐怖迴圈时的悲惨和愚昧;而是进一步指出,原地打转固然让人焦虑绝望,但「绕圈」却是不容忽视的生物本能。某种意义而言,人类行为和我们视为单凭本能移动的蚂蚁或毛虫,并没有太大区别。研究者苏曼的实验发现,在缺乏导航的情况下,被要求穿越森林或沙漠的人,确实容易绕回曾经走过的路线,而且这些迷路的人无论走了多久,通常都不会距离起点超过一百公尺。因此苏曼下了一个看似违反常识的结论:走直线其实一点也不简单。(p.93-94)但透过反覆的尝试,以及每一个个体所累积的选择,痕迹就会慢慢形成路径,而且往往是更近更好、更有效率的路径。这些更好的路径,许多时候甚至是仰赖其他物种所留下的印记。

摩尔认为,人类最初的道路,部分必然源于追随其他动物的脚步。由于想要理解「道路如何提供一扇通往其他动物心理有用(却狭窄)的门」(p.107),他透过观察、放牧与狩猎这三种方式进行体验。透过观察,他发现大象如何创造与记忆道路──有只庇护所中的大象,甚至特地闢了一条路只为前往好友的墓地──,以及动物的路径如何彼此相互依存,例如斑马可以透过大象所重现的,被阻断的古老兽道,找到遥远的盐湖;透过放牧,他体认到牧羊不是透过支配,而是持续的协商──儘管很多绵羊在吃草时,会如同柴郡猫所形容的,彷彿走哪一条路都无所谓,总是心不在焉地转弯;透过跟随猎人沃克追寻鹿蹤,他学习如何看见鹿的视野。而这些寻找兽迹的过程,也同时是转换观点认识动物感官的起点。

 

《故道:以足为度的旅程》,罗伯特‧麦克法伦着,Nakao Eki Pacidal(那瓜)译,大家出版

无独有偶,罗伯特‧麦克法伦(Robert Macfarlane)在其《故道》一书,也曾提到博物学家达令对鹿群行为模式的修正,来自于与鹿「共感赤脚」的决定,从而产生了对鹿的洞察之洞察,发现每只鹿对其土地的感受都会影响到牠们的生活方式,而非如过去所预设的,只是对环境单纯的反射与回应。(《故道》,p.196)

体会到动物在不同感官模式之下,与人类视野和路径的差异,不只具有追蹤猎物的意义,在当代人与动物的互动模式中,也可能创造新的价值。例如前述的天宝‧葛兰汀,教导屠宰场如何排除会惊吓到经济动物的感官细节,让这些动物至少临死前不用遭受更多的恐惧与折磨;动物对明暗和阴影的敏感,也可用以设计路障,减少牠们横越公路时被路杀的机率。只可惜,由动物视野出发的设计,仍不算太普遍,这或许是因为路的核心本质,是基于渴望。

路是痕迹,路是话语,而痕迹与话语的起点,则源于渴望。本书另一重点,就是路径与渴望之间的连结。基于某种深层的,「走得更快、更远,用过去办不到的方式建立连结」(p.287)的渴望,人们为满足自己的需求,阻断其他生物的道路,将其闢为铁路与公路;但同样也因为渴望,越来越多山径的出现,在在回应人与自然的疏离。当科技把人类移动的速度带到新的境界,与土地疏离的失落感也益发强烈,山径遂召唤着一个又一个健行者,以身体的实践重启连结。事实上,《路:行迹的探索》这本书,亦是源于作者本人由阿帕拉契山径健行所开启的,关于步行意义之思考。

 

不过,摩尔并未将山径健行浪漫化。相反地,他很务实地表示,儘管某位健行客鼓励他休学进行全程健行,他仍等到毕业与规画好之后才出发,而且自己「没有长程健行的明确动机,也没有受到什幺刺激。不是为了哀悼亲友逝去,不是正在摆脱毒瘾。我没有要逃离什幺。我从未上过战场,我并未感到忧郁。或许有一点点疯狂。我的全程健行不是为了寻找自己、寻找平静,或寻找上帝。」( p.19)

《K2峰:天堂之门与雪巴人的故事》,彼得‧祖克曼、阿曼达‧帕多安,易思婷译,红树林出版

既然如此,为何要去进行一场漫长又艰辛的全程健行?最方便的答案也许是引用──儘管已经被转引过无数次,却永远贴切的──传奇登山家乔治‧马洛礼(Geogle Mallory)被问到何以攀登珠穆朗玛峰时那句:「Because it is there.」(因为山在那里)。这看似没有回答的回答,确实道出了长程健行或挑战世界高峰的「没有道理」。如同《K2峰》一书中说的:「人们不是因为合乎道理而攀登,你可以为攀登想出各种理由,比如说它给迷失的人带来方向;它为孤独的人带来朋友……但是,最终,没有人可以用逻辑解释登山的慾望。逻辑不能解释热情,不能解释登陆月球。总是有比登山更好、更安全、更便宜、更实用的事情可做。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K2峰:天堂之门与雪巴人的故事》)

摩尔让我们看到,无须传奇登山家的话语背书,渴望本身就是答案。因为路径本就始于渴望,始于生物想要离开或抵达的渴望。「因此只要渴望依然存在,山径就会存在;一旦渴望消失,山径也会跟着消失。」(p. 29)每一个健行客的足迹,都层叠在旧有的足印之上,成为维持山径的力量。

但进一步而言,渴望作为一种驱动力,并不代表它无以名之,而是意味着就算拥有截然不同的目标,也可能踏上同样的途径。汇集并承载了众人渴望的山径,因此不断被重新形塑与定义。国际阿帕拉契山径的概念就是如此。

 

对超级长程山径的渴望,让国际阿帕拉契山径打破了我们过往对山径的既定想像,它的範围从缅因州,一路越过加拿大、纽芬兰、冰岛、摩洛哥,这跨越国界、海岛、有时消失有时又会岔出到马路之上的「山径」,不只回应了当代人对于连结的渴望,也提供重省划界与跨界的可能性。如同摩尔所言:「现在我们能够像神一样稀鬆平常地飞越天际,也能以光速传递资讯到另一个大陆。在这样的时代里,一条真正的全球步道,一方面证明这世界确实是个紧密相连的小小世界,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地球依然辽阔得超乎想像,走也走不完。」(p. 276)

罗伯特.摩尔(@Donna Svennevik,行路出版提供)

另一方面,摩尔同样并未过度浪漫化国际阿帕拉契山径所能带来的连结性,表面上看来,此种打破人为政治疆界的山径网络,对于壁垒分明的族群界线、二元对立的文明与自然关係,都具有鬆动的可能。但以摩洛哥地区的山径为例,其所经之处,都是有人居住的地方,而非罕无人迹的「荒野」。当全程健行客三三两两出现在此处,是会造成干扰还是促进彼此理解?摩尔透过自身的健行经验,点出「具体的接触」不见得能够有意义地消除人与人彼此之间的歧异,如果我们缺乏共感的心理连结,再多的接触只会带来更多的隔绝。( p. 313)

因此,真正该问的问题或许是,如何寻回共感的可能?书中有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叙述,是摩尔在摩洛哥试图勘查塔鲁特丹健行路线的终点时,始终感到与在当地聘请的寻路人格格不入难以沟通,因为对方无法理解「为什幺有人愿意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在山里走路」( p. 311),于是常带领他们穿越捷径,跳过要勘查的路线。但在行程的最后一天,他们在一个果园中看到一只山羊居然站在大约离地四公尺的摩洛哥坚果树上,试图搆到高枝上的果实,牠颤巍巍地调整脚蹄的模样,让大家都笑了。

那一刻,摩尔形容自己突然感到一阵喜悦,山羊的模样让他产生一种熟悉感,「我突然觉得跟牠非常亲近,也跟每一种不安于室的动物非常亲近,我们永远都在追求自己抓不到的东西。」( p. 317-318)

无论是不安于室的生存需求,或是渴望安定的返家趋力,都让所有的生物因此必须寻找路径、创造路径,迷路令我们焦虑,依循路径的代价则是限制。但正是在移动与移动之间,生存的轨迹彼此重叠交错,我们因此在路径上与他者相遇。或者借摩尔引用赫胥黎的概念来形容,我们因此与「非我」(not-self)相遇。而无法对非我感同身受的人,终将「无法成为完整的自己」。( p. 243)

本文作者─黄宗洁

国立台湾师範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系学士、国文学系硕、博士。长期关心动物议题,喜欢读字甚过写字的杂食性阅读动物。着有《生命伦理的建构》、《当代台湾文学的家族书写──以认同为中心的探讨》、《牠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现任国立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副教授。

相关文章